三文鱼没错，批发市场也没错。

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(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)董事长张玉玺一句：“三文鱼案板检测出新冠病毒”，全国三文鱼遭殃了。关键是，进口三文鱼去北京的第一站是在隔壁的大红门京深海鲜市场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大红门所有市场无一确诊病例，此次北京爆发的疫情，都和新发地有关联。

但是，三文鱼还是被全北京各大生鲜零售店铺下架，这种“下架潮”延伸至全国，成都、哈尔滨、西安、太原等与北京有不近距离的各省市中，三文鱼也都被下架，甚至一些地区的批发市场都不允许肉类流通。

因为张玉玺这句话，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，北京新发地的新冠疫情感染案例，可能来源于三文鱼肉自身在境外被污染所带有的病毒。很多人的朋友圈里，直接表示已将超市买到的冷鲜三文鱼扔掉。

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，三文鱼本身被病毒污染，所以无论是不是经过新发地的三文鱼都应该被扔掉。

而事实上，北京市官方的发布会上，已经事实上为三文鱼辟谣。此次北京新发地的疫情爆发，与三文鱼毫无关系。就连所有直接接触处理三文鱼的操作工人，也无一感染确诊。

三文鱼，冤枉!新发地老板的一句话，大红门京深海鲜市场很受伤。

01 病毒来自哪里?

医学媒体「丁香医生」指出，从医学角度来讲，如果三文鱼携带了病毒(三文鱼作为水产生物不可能感染病毒)，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。一是被污染的三文鱼及外包装，将病毒带入国内;二是在销售时，市场流动人员或工作人员污染了三文鱼生鲜区域。

我们来根据几个事实分析究竟是哪种可能，新发地的病毒来自鱼?还是人?

首先，张玉玺说检测出新冠病毒的主要是三文鱼案板。但是截至目前，并未有公开信息表示，在这案板上的三文鱼肉带有病毒。

同时，在新发地市场涉及三文鱼相关的9名相关人员，均已接受新冠病毒核算检测，结果全部呈阴性。

那么，如果病毒是来源于三文鱼的话，与三文鱼有直接接触的人员并未携带病毒，反而是其余区域的人员被感染，这有悖新冠肺炎的病理学传播原理。

而且，从三文鱼的流通链路看，新发地并不是进口三文鱼在北京停留的第一站。张玉玺表示，三文鱼货源是京深海鲜市场，即北京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，位于丰台区大红门商圈内。

而大红门批发市场才是汇集海鲜水产的最大交易中心。做为北京地区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，京深海鲜市场占地十万平方米，每天售出137吨水产品，且不仅面向宾馆、饭店提供批发业务，还提供零售服务。

这意味着，三文鱼在新发地所经历的如切片装盒等步骤流程，在大红门一个都不会少;大红门的人员对三文鱼的接触程度，可比新发地的任何人都要密集。

这样说来，如果某批或多批三文鱼，本身被新冠病毒所污染的话，新发地上游的大红门，应该也出现患者或在环境中检测出病毒。但在6月12日，北京市区疾控中心在对全市农贸市场，大型超市等排查中发现，出新发地市场外，其余农贸批发市场、大型超市，当然包括大红门海鲜市场，均为阴性。

这表明，三文鱼并不是此次北京疫情的新冠病毒源头。真正的病毒来源，大量证据指向的是新发地市场中的流动来往人员。

根据北京市官方检测结果表明，此次北京疫情病毒毒株，来自欧洲系。而在中国北方地区，此前欧洲系病毒毒株的感染来源，主要是北方边境省份。众所周知，农贸市场的特点，是人流极其杂乱，不少来自东北、内蒙及其他地区的相关从业者。同时，虽然具体原因未知，但农贸市场，尤其是新发地这种室内大厅，给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提供了机会。

放在世界范围内看，三文鱼产量每年220万多吨，欧盟国家消耗100万吨，北美50万吨，日本40多万吨，中国10万吨。中国作为单一市场其实总量是最低的，而日本、欧盟等国家爆发疫情以来，并未有销售终端或人员直接因吃三文鱼而感染的病例，少量有接触海产品感染的病例，具体感染链路，也未可知。

就在今天下午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也表示，三文鱼案板发现活性病毒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不能提示三文鱼就是造成这个传播的源头，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。有可能是感染的人，在这个案板前讲话，飞沫的喷出，都可能造成案板污染。

也就是说，三文鱼案板，其实有可能也是“受害者”。

事实上，新发地有40多个环境样本中，都检测出了新冠病毒。张玉玺一个字没提，唯独对和他的市场并无直接进口关系的三文鱼，被他一口捅破了。

大众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北京官方从一开始对三文鱼就只字未提。唯一一次提到三文鱼的情景，是在6月14日(周日)傍晚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丰台区副区长张婕对“三文鱼带毒”做出的回应。

她表示，疾控部门对京深海鲜市场的海鲜区，尤其是三文鱼交易摊位及公共区域进行了抽样检测，一共469件。其中人员咽拭子186份，环境样品283件，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

这个回应，等于是直接证明了三文鱼的清白。

而将众人注意力聚焦在三文鱼身上的，反而是新发地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，接受北京一家三个字的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。他说，相关部门抽检时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，检测到了新冠病毒。

那么为什么40多个环境样本中都有病毒存在，张玉玺只提三文鱼案板?

原因我们不得而知。但三文鱼在北京，甚至全国的滞销，受影响最大的压根不会是新发地市场。毕竟新发地市场是著名的植物性(蔬菜瓜果)生鲜交易市场。真正受到巨大影响的，是大红门等专做动物性(海鲜水产肉品)的农贸批发市场。

没人知道张玉玺为什么要这么说!最新消息是，张玉玺的次子张月琳，即此前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，北京市官方于今天下午已经责令将其免职。

02 北京菜源并不会断

新发地一出事，北京的朋友们开始了新一轮抢菜潮。

这是因为新发地是北京最大的“菜篮子”，是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。2018年各类农副产品交易总量1749万吨，市场总交易额1319亿元。日吞吐水果2万吨，蔬菜1.8万吨，北京市的水果蔬菜，70%都来自这里。

同时，新发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生鲜批发中心;它在全国都有基地，重点基地在山东和河南。这里还是生鲜的期货交易中心，指导整个北方的批发价格指数。

北京全城的生鲜零售也是从这里采购。除了盒马、永辉、沃尔玛等少数几个有自己生鲜供应链的企业以外，北京的中型主流超市、以及部分新冒出的生鲜电商平台，生鲜货源其实都是在新发地进货。

6月13日凌晨，新发地市场全面封锁暂停休市。这么重要的蔬菜水果贸易枢纽，受到病毒影响休市后，大家的确会认为，将极大程度影响北京全市的蔬菜瓜果供应问题。从而因为害怕“菜荒”从而疯狂抢购。

但事实上，目前北京的蔬菜水果供应所受到的影响很少。根据多个媒体实地探访报道，菜市场与超市中蔬菜、水果、肉类等物品均正常供应，并未出现涨价现象。

这是因为，北京的蔬菜水果供应链中，只是中间环节批发市场受到了影响，外地的货源和北京终端零售这“一头一尾”，并没有受到影响。

那些原本在批发市场进行的交易，也被转移到了不远处的的临时交易区进行。其中蔬菜有4个交易区，分别是国际名酒城场地、新发地市场大货车停车场、新发地村停车场和新发地北桥东侧国际水产城场地，全部用于蔬菜大车的批发交易。水果在位于盛芳国际花卉总部基地的北二门，即羊坊临时交易场区进行。目前临时交易区的商品价格与休市前相比，价格波动不大。

这种做法可以完全保留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基本功能，最多就是像是回到了30年前新发地的露天作业状态。这意味着除了绿叶菜等储存时间短、损耗率高的商品会有涨价波动以外，北京的总体生鲜供应不会受到大的影响。

与此同时，北京的一些大企业如物美、家乐福在外地紧急往北京调货。当然，这些货源最终主要还是保障自己的货源供应，毕竟这些超市门店也不可能替代新发地的全城供给能力。

新发地的疫情问题，再次将一个问题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：农贸市场是不是不安全?

先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，后是北京新发地，两次病毒快速传染的源头地方都是农贸市场。不少人会提出问题，这种大型农贸市场在当今的一线城市有没有存在的必要?

提出这种问题也不无道理，除了可能成为疫情源头外，这些较为脏乱的农贸市场并不符合北京市五环内市容管理要求;从经济角度来说，这些市场所在的西南四环地区，正是北京同区域房价最低的地段，农贸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如大型商圈。

那么这种低端的批发市场是否应该被取代呢?

答案是否定的。批发市场的功能，对于一个人口千万级的大城市绝对有用。

在各种批发模式当中，都需要一个集中的中转地。在东亚地区，这些生鲜中转批发地，主要由市场管理方主导。其承担的功能，便是使得终端生鲜的小型化、个体化零售得以保障。

即没有新发地这个批发市场的存在，至今那些菜市场摊贩、小菜店承担北京主城区生鲜日常供给的能力，大概率会消失殆尽。这并不利于北京作为超大城市的生鲜购买需求，也不利于市场价格的有效平抑。

因为如果缺乏这个中转地，生鲜零售将由批发商、连锁品牌等大商家所垄断。这种垄断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，我们国家的生鲜上游就是高度分散的种植，所以释放出的上亿劳动力，自然会参与到末端的高分散售卖。

以疫情都和新发地有关，而指责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存在意义，这种带节奏的误导性，并不比三文鱼有病毒的带节奏“善良”到哪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