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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的热干面往事

2020-04-09 11:46 来源:一大口美食榜

编者按

武汉封城这些天,诗人小引写了许多武汉日记,每篇开篇都是四个字:“我在武汉”。“我在”,“我”是“本我”,“在”是“在场”。许多人跟着小引的思考与文字,重新打量一座城,一个时代,一种病毒。时间终将证明,武汉与小引,互为荣幸。

我每次去武汉,都会找小引吃饭聊天喝夜酒。上次是去年夏天,我们转战几处,最后醉卧于一个陌生的酒吧。即便如此,第二天还是要挣扎着过早,吃热干面。

76天,武汉终于解封,病毒像巴别塔后的混乱,搅乱了所有人的脚步,从猝不及防到如今的一言难尽,偏见和误解,互助和牺牲,武汉这座城市,终将苏醒。

在这两个多月,武汉之外的我们,靠着一个个身在武汉亲历者的记录,共叹这座城市里每个个体所经历的惊心动魄。

今天解封,我们想重新看看灾情前的武汉,一碗热干面的故事,在小引的记叙中,温习那个平凡辽阔,伴着热干面香气的武汉味道。

——小宽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,就知道湖北一带把吃早餐喊为“过早”,许多武汉人早上见面的问候语不是说“早上好”,而是问“您家好,过早冇?”,有点类似北京人见面不分时段的问:“您吃了嘛?”。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,已经无从考证。不过,北魏时期的《齐民要术》中就有过记载,“过”有食、咽的意思,比如“过饭下酒”。把一顿早餐,随意却又隆重的提升到“过年”般“过”的位置,可见它在武汉人的生活中何其重要。

小时候一直住在珞珈山下。那时候的学校在整个武汉的城市规划中,属于偏僻之地。住在这里的知识分子们,幽默地把去汉口喊成“进城”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只有一趟编号12路的公共汽车通往汉阳门,然后换乘轮渡在汉口的江汉关下船,终点是繁华热闹的江汉路一带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,母亲在汉口花桥一带的长办工作,而父亲在武水任教。很多个清晨和黄昏,父亲和母亲都要分别带着我和弟弟在这条路上来回奔走,早餐或晚餐,往往会在路上解决,由此我得以有机会品尝到了武昌和汉口两地的不少特色食品。当年,最著名的美食街就在汉口六渡桥后侧仅200多米长的德胜街中,大一点的餐馆有七八家,无名的夫妻店、流动小摊贩等饮食点也有二十余处,人称“好吃街”。

“馆子街”、“好吃街”的名字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,连六渡桥都已经消失了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我似乎一直停留在春夏之交的绵绵细雨中,燕子刚刚飞回来,几个儿时的玩伴在中山大道上晃晃悠悠的背影,那么熟悉又陌生。这样说起来还真的有点意思,武汉最好吃的东西让每一个武汉人自己都难以抉择,每一条小巷子口,都有做的最适合这条小巷胃口的早点小吃,热干面,油香,面窝,油条,糊米酒,家家各有绝招,互相仰慕却又各自抵触。

我有个小学同学叫郑江,是个顽劣的家伙。父亲是抗美援朝的司机,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,退伍后,在学校司机班工作。楼上楼下,两家关系很好,早餐晚餐孩子们互通有无,端着饭碗走动。他妈妈姓江,是幼儿园的园长,特别喜欢吃热干面,周末会去菜场旁边一家张姓的摊子那里买回两碗让孩子们分吃。所以我一直知道,热干面要趁热吃,否则一冷芝麻酱就凝住了难以搅拌开来,我经常和郑江在晨光中用筷子搅拌淡黄色的面条,芝麻酱扑鼻的清香,入口是脆辣的萝卜丁,一口下去,满嘴留香,唇边残留着芝麻酱的痕迹根本来不及擦拭,多么美好的早餐,简单又直接。

当然了,吃完早餐后才是更快乐的时候,郑江经常趁父母上班去了,领我去他家检阅父亲的各种战利品,其中有一顶美式钢盔以及颁发给入朝战士的各种勋章。有一天,他拉开抽屉,发现了父亲的一条永光牌香烟。郑江问我,你会抽烟吗?我茫然的摇了摇头。他思量半晌,勇敢地抽出几根香烟说,走,我们去厕所里抽烟去。大人们都不在,阳光从上面的气窗照进来,照着我的头顶,他的肩膀。我们蹲在厕所里,笨拙地学习如何把香烟吐出来像个完整的圆圈。淡淡的烟草香,弥漫在狭小的厕所中,我们俩个人,像俩个真正的地下党那样,严肃认真地对付着几根短短的,说不清楚什么味道的东西。

后来搬家了。我坚持对父亲说,家里的厕所还是用蹲式的吧。坐式的让人感觉不舒服,一不小心,还会有水溅到屁股上。父亲说,你可以先把草纸放在水里,再拉屎就好了。我想了想,觉得这个方法虽然有一定道理,但效果恐怕并不会好。 

其实说到底,我是个怀旧的人。喜欢吃热干面,喜欢老式的房子,有木头窗户,有可以拆下来做火柴枪的风钩。还有石头或铁做栏杆的小阳台,一间小阁楼是放杂物的,也可以给我单独睡觉。楼顶是通的,爬上去,可以从一门,串到三门。 

八十年代的武汉街头小摊

有一天早上,一个盗贼掀开其中一家楼板窃物,被发现。主人惊呼,梁上人飞奔逃窜而去。随后保卫处的人来勘察现场,拿着手电筒照那个进出的气窗进口,有一个黑色的脚印,清晰的印在墙壁之上。 

记忆中,1975年在中国是个重要而敏感的年份。那年初,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、政治局常委。会后,周恩来病重,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,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善于察言观色且从中敏锐地触摸到了某些气息的武汉人,在满城的大游行中也没有丢掉喜欢吃、爱吃、好吃的念头。

七十年代的武汉春节记忆

位于中山大道726—728号“蔡林记”热干面的生意依然红火,1天卖出1200公斤左右热干面,接待上万人不是稀奇事。有一天父亲带我从汉口回来,专门绕道那里吃了一碗。

200多平米的店面里,挤满了人,几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许多人端着灰瓷碗就蹲在路边上吃,浓郁的芝麻酱的味道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,似乎隔着两条街都可以闻到。

      

多年以后,我听说过一件关于热干面的故事,那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1967年。当时,武汉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“钢工总”和“百万雄师”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,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,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。1967年6月17日,造反派学生四十余人,到汉口声援被“百万雄师”围困的大学生宣传据点“民众乐园”。当他们乘坐的卡车行至汉口六渡桥铜人像(孙中山铜像)附近时,被早已埋伏在此的“百万雄师”堵住砍杀,当场死伤二十余人。其中一名伤者在转送至武汉市三医院紧急抢救时,紧紧拉着医护人员的手说:“热干面好吃啊!”等有人从医院门口的餐馆为他买来一碗热干面的时候,他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让人叹息的是,铜人像下另有一具尸体双方都不去认领,大热天中暴尸多日,臭了几条街,直到散了架后才被环卫工人用铁铲撮走。

我不知道1967年的热干面是什么味道。但我猜想,那一年的热干面,一定特别辣。

那么1975年呢?1975年的夏天,同样很热。似乎同样适合吃热干面,似乎同样适合在吃完热干面后再喝一碗冰镇米酒。只是那一年毛主席没有在长江中游泳,没有去吃老通城的三鲜豆皮,往事早如烟尘般消散的无影无踪了。

那一年我六岁,小学一年级。那一年的冬天热别冷,东湖的水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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